臣伏睹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书，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阳交蚀，应中外百职及学校、草茅之士，悉令指陈得失，凡可以消弭咎眚，导迎善气，各悉心以告者。臣猥以虚庸，蒙恩丞郡，诏旨所及，敢不罄竭其愚忠？陛下自临莅以来，德泽屡下，和气充塞，四海九州，罔不丰稔，天心人意，若合符节，固宜乖气异象消伏不作。乃月正元日，日食辛卯，咎徵之来，其异如此。且岁在丙午，则古今之否运也。时方孟春，则阳气之始施也。月纪建寅，则阳爻之交泰也。王春三朝，则受朔之元辰也。而日月交蚀于方晡之时。以一日言之，日为阳，夜为阴；以四方言之，东南为阳，西北为阴；以人事推之，君为阳，臣为阴，夫为阳，妇为阴，德为阳，兵为阴，君子为阳，小人为阴。今支干会于南离之方，其蚀在申，其缠在女，此臣亢乎君、妇敌乎夫、小人加君子之徵也。而尊者尤恶之。臣尝读史，至汉之季世，见其灾异狎至，未尝不痛恨于一时之诸君也。正月己酉朔，日有食之，成帝元延元年也。是岁禄去公室，政在元舅，王凤以大司马、大将军领尚书事，崇、谭、音、商相继为政，其气焰足以蔽蒙三光。日之所为蚀者，此也。谷永大儒，涉三七之节纪，直百六之灾阨，乘三难之际会，目睹巨异，意必有殊尤绝异之论，警动上心，以杀其势。今观其疏，不过曰皇后贵妾专宠也，不过曰中黄门后庭骄恣狂悖也，又不过曰北宫苑囿将有夏、崔之乱也，诸夏下土将有樊、苏之变也。其言迂缓不切，有所附会，而于窃权之王氏，乃无一言及之。史臣书曰「专攻上身」，盖讥之也。正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哀帝元寿元年也。是时傅商、郑业以外亲忝封邑，孙宠、息夫躬以奸辩宠侯封，董贤以令色谀言蒙赐予，五侯骄蹇，权震内外，其烜赫足以掩翳阳刚。日之所为蚀者，此也。鲍宣儒生，当父亏明、母震动、子讹言之时，目睹大异，忠愤所激，思欲一吐胸中之郁抑，以救当时之失。今考其书，曰深内自责，避正殿也，曰举直言，求过失也，曰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也，曰何武、师丹、孔光、彭宣可大委任也。其言鲠亮明切，无所顾忌，而于贵幸之董贤深嫉焉。史臣赞曰「守死善道」，盖嘉之也。夫灾由天降，变不虚生。成、哀，汉季世之君也，故当时封章、后世录实，语多及于灾异。盖谓其睹灾异而不戒，是以为汉季世之君也。今日咎异之来，则与汉季世之君相符矣。政事之失，则与汉季世之君无异矣。女宠之盛，则与汉季世之君髣髴矣。权奸接迹，党与骈肩，则视汉季世之君有加矣。而陛下遇灾而惧，引咎责己，导谏敷恩，则岂肯甘心于汉季世二君之下风哉。臣嘉熙间待罪史馆，与闻讨论之事，尝因轮对，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为陛下告。陛下不以臣卑鄙，亟赐俞奖。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。有君如此，谁忍负之？世傥有重于言，以讳为解，兹为自诬，且诬吾君。皇天后土，昭布森列，臣罪莫逃。幸因明诏之及，列为十二条以献。陛下心志所期，不敢妄自菲薄，效谷永阿媚时好，以羞当世之士。惟深思熟虑，空臆尽言，得从鲍宣游于地下，则愚臣之愿也。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。心者，天也。上古圣人继天立极，惟用力于性命之原，以酬酢天下之万变。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者，尧之所以授舜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发于声色臭味之气者，人心也。根于仁义礼智之性者，道心也。平居暇日庄敬自持，察一念之所从起，求所以治之，则清明纯一，无少间断。以之对越天地者此心也，以之钦承祖宗者此心也，以之临朝见群臣者此心也，以之经筵对儒生者此心也，以之接嫔御貂珰者亦此心也。所遇虽不同，而所以为敬者未尝不一也。平居暇日，矜肆诞忽，不能察一念之所从起，求所以治之，则胶扰纷杂，物欲滋长，接嫔御貂珰之时不能如经筵对儒生之时矣，经筵对儒生之时不能如临朝见群臣之时矣，临朝见群臣之时又不能如对天地、见祖宗之时矣。所接既异，而所以为敬亦随而转移也。此无他，敬肆之分也。汉元帝临朝之暇，亲近儒生，可谓敬矣。及退而处宫庭，则鼓琴瑟、吹洞箫自度曲，已为侍中所窥。此敬肆之见于一日者也。唐玄宗即位之初，延礼文儒，可谓勤矣。及天宝末年，溺于燕安，女子小人内外交煽，旋为开元之累。此敬肆之见于终身者也。方二君之耽乐也，自谓深宫之中，世无得而知者，故自肆而不反。不知宫庭屋漏，显如日月之照临；女子宦官，凛如蛇虺之在侧，未有隐而不彰，久而不变者也。陛下性资超卓，学问缉熙，固非汉唐二君所跂及。然对越钦承之时如此，而宫闱燕閒之时则如彼也；临朝亲儒之时如此，而嫔御媟狎之时则又如彼也。发之于心术念虑之微，而形之于四方万里之远。臣愿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，思一身之关系甚重，监二君燕安之失，退朝无事，延访名儒，夜直禁中，不时召对。貂珰之干请者却之，嫔妃之御见者疏之，使纷华盛丽不足以为吾之惑，奇技淫巧不足以为吾之害，则中外一致，旦夕一心，终始一节。陛下所谓犹有愧者，将仰不愧而俯不怍矣，天怒宁有不回者乎？其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权。臣闻冢宰者，首六卿而统百官，天子之相也。冢宰无职，六卿则分职矣。冢宰论道，六卿则行道矣。六卿异曹，百官异职，管摄之使皆归于一，非宰相事耶？所以管摄之者，非每事而控制之也。自百而归之六，自六而归之一，所操者至简也。国朝仿周制，改仆射为丞相，而沿唐旧制。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职，而三省始多事。自检正都司之置，而三省愈多事。合二者而六曹轻矣。且以吏、户两曹言之。吏部掌天下之选事也，而部阙尽归于堂，堂阙不下于部，参选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，日力困于应酬，工夫困于位置。国家大事姑置不问，而周旋亲故，酬酢人情之念憧憧往来，未免少分经体赞元之功，铨曹要地，反成虚设。此吏部之权轻，尚书之职废，而中书之务所以不清也。户部司天下之财赋者也，然国用房盐之财，斡于宰相而不斡于户部，朝廷之上，所商者盐筴，所括者田契，所问者钱谷，甚非古人置相之义。呜呼！版曹所掌，朝廷之财也，国用所掌，亦朝廷之财也。均为朝廷之财，何至自相区别，困于多事耶？此户部之权轻，尚书之职废，而中书之务所以不清也。其他四曹，大抵皆尔。推原所自，非始于开禧、嘉定间耶？然近岁中书之务愈致纷杂而不清者，则惟宰相之故也。前日之相，机智足以济其奸雄，而处心积虑，专以收揽事权、张大声势为能事，往往下行六曹之细务，或遗天下之大机。而检正都司颇多觇伺相意，模棱两端，以听所择。其或禀承面命，犹云合与不合送部勘当。万一事有可行，亦云有似此的例。部中不敢明白指定，宰旅不敢订说必行。是以近者累月，远者年岁，率多迂回，故作阻难，而中书之务如猬毛之纷矣。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笼机务，而心之所存，亦欲自作聪明，独运谟略。意或未顺，则托病以济之。事或未周，则拱默以须之。经旬动月，历岁跨年，不能裁决一事。监司帅守则类多摄官，侍从论思则亦皆旷职。极而至于国家急务、守禦大计，一切付之浮沉诞谩之场。而检正都司往往徒自怅叹，虽欲启拟，厥道无繇。于是滞事猥多，而中书之务如治丝而棼之矣。此日之所为蚀也。欲弭天变，其惟清中书之务乎。然臣所谓清者，非直付之于无所事也。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属，以倡九州之牧。所谓送部勘当者，则令据事指定，不必缭绕，更听朝廷指挥。检正都司各赞其长，以检柅三省之务。所谓欲笔者，不必逢迎相意，多为沮格之辞。而宰相者总其枢机于上，勿自眩其志而忘要道之执，勿徒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。体统正而内外各得其职，规模远而大小各得其宜，则自天官以下，无非宰相之事，而弊倖去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三曰别邪正以清流品。致治之要，在于辨群臣之邪正。二者常不相容，君子指小人为邪，小人指君子为邪。自昔尧舜，已有知人之难，而孔子亦有听言观行之戒，则辨之诚难矣。陛下自临御以来以至于今，国论凡几变矣，进贤退不肖，不知其几矣。然比年以来，混淆而不知区别之方，冗杂而不见纯一之效，阴阳之證莫辨，是非之心不明。以为众贤萃耶，则位文昌者屡辞旌聘之招，班从橐者不愿旌麾之拥。或扼于干方，或扼于秉麾，或扼于閒散，或扼于倅贰，或扼于小官，皆贤者也。以为任用当耶，则琐碎戚畹，或玷节阃，骄豪贵阀，或参畿辅。心权奸者阴肆含沙，迹贵幸者显媒人爵。或倚赖属籍之近，翱翔半刺而贻害于一州；或夤缘邸第之亲，侵夺民产而流毒于数路。或观觇窥伺，或模棱含糊，或反覆变诈，皆庸人也。甚至恶毒流行，善类沦没。五年正月谏臣死，而昔日之谏臣自若也。五月丞相死，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。六月给舍死，而昔日之给舍自若也。自谏臣之死也，而伏蒲论事之地几鉴之亡矣。自丞相之亡也，而论道经邦之地几栋之挠矣。自给舍之死也，而涂归缴驳之地几玉之燬矣。呜呼！司马光、邹浩、陈瓘、刘安世诸贤人沦亡殆尽无遗，中原之祸起。君子之消，小人之长，而世道之屯厄常随之，其所关系盖不轻如此。此日之所为蚀也。然则欲回天怒者，其有大于别贤否乎？臣观陛下清其天君，持其定见，以为进退人才之本。有才矣，必参以德而用之，不可徒取其才也。有德矣，必观其行事而用之，不可徒取其德也。才有刚柔，必柔济刚，刚济柔，而后无偏弊。才有长短，必取其长，舍其短，而后无弃材。使凡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陛下清明之听，诡谲变诈之士不足以挠陛下坚凝之心，则贤否别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四曰罢女谒以肃宫闱。女子之祸于人也甚矣。古今淫泆之主，溺于衽席之爱，自谓穷天下之乐不足以喻其适，而不知祸胎乱萌已伏于闺阃之中。陛下仪刑家人，中宫上俪宸极，可谓无险诐干谒之私矣。然嫔妃矜宠，眩惑聪明，女觋恃权，交通关节，无藉之权奸主之以安其身，亡耻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进，无赖之党与主之以张其势，金钱贿赂，飞越中都，馈献苞苴，直通中禁，遂使外人指某事内土库输送矣，某事白鹤观脩造矣。禁卫所以备不虞也，一男子之妄，有所凭藉，则通行而无碍。或以陛下燕閒之嚬笑泄于外，则虽昌言而不以为怪；或以女觋诡秘之踪迹泄于内，则虽微词而必致于辟。大臣不敢遏绝而敢逢迎，不敢正救而敢鼓舞，乌得谓之无罪？此日之所为蚀也。欲回天怒，其有大于罢女谒之干请乎？臣愿陛下以社稷为念，谨宫掖出入之防，严非类混淆之禁，使伺间而干进者恐怖而不敢前，乘机而侥觊者退缩而不敢进。宫省既清，浮言自息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五曰斥权奸以绝祸本。人君所恃以立国者，人材而已。然自古奸臣欲盗其君之国，非挟宫闱之助，合左右之交，则不能独为。故寒浞之相羿也，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。王莽之相汉也，媚事太后，下至旁侧长御，内外盘结，无一发其奸者，然后可以愚弄上下而甘心焉。自昔权奸篡人之国，非专兵甲之柄，拥财利之权，则不能以为。故曹操之辅汉，以讨贼为辞，而拥兵自卫。杨国忠之相唐，身调兵食而任其恶。兵财既专，权势益重，然后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焉。是举也，前日之相实似之。自古大臣欲专其国，非以朋党之论陷害正人，则不能以自专。故弘、恭以萧望之为党而杀望之，李宗闵以李德裕为党而疏德裕。自昔小人欲固其宠位，非窥伺迎合，厚自封植，则不能以有为。故李林甫口蜜腹剑，蔽欺聪明，善养君欲。李义甫笑中有刀，诸子卖官市狱，门如沸汤。是举也，近日之相实似之。前日之相以公议之所不容，屈伏海滨，阳致其仕而阴赂宠倖，为他日复用之阶；阳处块苫而阴结宫府，为他日窃权之地。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横塞要涂，以钟鸣漏尽之资而控抟富贵，阳为病倦而阴张虚气，以示其据鞍矍铄之能；阳为推毂而阴怀疑心，以遂其从旁下石之计。天下之人皆知，而陛下独堕其计中而不知，则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者。此日之所为蚀也。欲回天怒，其有大于斥权奸乎？今权奸斥矣，而根苗犹未绝也。臣愿陛下昭大智以烛天下之微，奋大勇以决天下之事，勿以儒效为迂阔，而复思小人之有才；勿以直道为咈逆，而复善旧人之多智，使交结左右者其计不得行，而徘徊讲筵者其谮不得逞，如是则朝廷清明，祸本杜绝，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坚一心，以事陛下，而无复后忧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六曰通言路以来敢言。昔者圣人之制治也，设敢谏之鼓，立诽谤之木，近臣进规，大夫进谋，公卿纳诲，瞽史垂教，庶人议，刍荛询，耆艾脩之，而后王斟酌焉。逮及我朝，宰辅之宣召则有言，侍从之论思则有言，进故事则有言，翰苑之夜对则有言，二史之直前则有言，群臣之内引则有言，百官之轮对则有言，监司帅守之见辞则有言。以至三馆之囊封，小臣之特引，臣民之扣匦，三学之伏阙，外臣之附驿，京局之发马递铺，则又皆有言。比年以来，为大臣者背公营私，崇恶骋怨，惟恐人之议己，思欲以钳天下之舌，告讦察伺，无所不至。人贤不肖，咸谓言出于口，祸及其身，往往畏避谨嘿，自同寒蝉。甚至自隔对班，不肯有言。藉令有言，又皆掇拾细故，徒应故事，不足以裨主听而慰人望也。时政之阙失，生民之弊病，赏罚之僭滥，狱讼之冤抑，疆事之危急，率皆壅于上闻。其间岂无尽忠协谋，存爱君之心，负济时之略，明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人事之古今者？徒以防禁之厉，隔绝之严，虽有言不得上达也。陛下更化以来，宰执有条对，经筵有密启，三学草茅有清议，可谓言路不壅塞矣。然而议论徒多，施行绝少；调护弥缝之意重，而决裂奋迅之意轻；壅遏沮坏之道胜，而施设云为之道微。天子曰某言常谈也，某事常事也，宰相曰某言过当也，某事风闻也。导人使谏而拒谏弥深，下诏求言而讳言滋甚。言者听其自言，未尝以不当于事为忤；行者听其自行，未尝以不合于言为拘。遂使至当之言，徒为无益之具，咎异沓至，其必由斯。今求言之意非不美矣，然昔者所进，未之能行，今而有求，又恐非实，其于言路之通塞，关系匪轻。臣愚愿陛下当谋谟并进之时，留神省览，宣付大臣，俾之分阅，擢其可用，显奏施行。勿以忌讳为拘，则忠臣出；勿以文采为尚，则至计行。勿以与庙堂异议而去之，则谋谟皆合于公论，而陛下诚于听言之意暴白于天下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七曰明风宪以肃纪纲。给舍台谏，国家之元气也。元气充则四肢实而寿命长，元气亏则四肢竭而寿命短，其可畏也。乃者权臣柄国，专用私人，方其权之未固，则一时声望之士不为所嗾者，率排斥而无遗，及其权之既固，则一时修饰之士意向小异者，即击去而不贷。情有未通，则倚腹心以示意向，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。事或未悉，则假简椠以导委曲，而简椠亦有时而漏露。仁人君子误污丹书，无辜之民或遭簿录。循至于今，未及湔祓。虽以诏令之恳切，不免画饼之疗饥。是信任诚误矣。然今日之台谏，敢于排奸雄而论宰相，给舍敢于缴权倖而拂贵游，监司帅守敢于抨戚里而排勋阅，虽使祖宗盛时，亦不过如此。陛下以祖宗为法，则当施行其言，以养其敢言之气。今以所闻参之，则言者愈激而听者愈缓，论者愈多而行者愈寡，乃有大不然者。古者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。今封章束阁，半堕渺茫，天使沓来，徒劳宣谕矣。古者论及庙堂，则宰相待罪。今议政事则敢于争辩，去人才则旋即录用矣。古者论及左右，则贵戚敛手。今外台逐之而宰相收之，台谏谁何之而陛下调护之，不以除授为非，不以弹击为是，而戚畹愈无忌惮矣。吾君吾相，何示天下以不广如此耶？夫言者之尽言，非为一身计也。向也为权奸之所嗾，虽咈陛下之意，而陛下不敢不行，今也为大臣之所恶，虽合陛下之意，而陛下亦不敢遽行。是陛下之畏宰相，无间于初终，而宰相之玩台谏，亦无异于今昔矣。此咎异之来，有甚于昔也。陛下而以风宪为念，则凡给舍台谏之有言，皆当见之施行，以示公天下之心。勿以专攻上身为常事，而不加修省；勿以论及大臣为沽名，而委曲回护；勿以事关贵戚为讦直，而缓于施行，则风宪明而纪纲肃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八曰宽繇役以收人心。夫民心得然后可以固邦本，邦本固然后可以保天下。人君所以奄有神器，传之无穷者，岂有他哉，知爱民而已。恭惟国家祖宗德泽至深至厚，累圣相继，莫不以爱民为本。陛下嗣守丕图，亦莫不以爱民为先务，下宽大之诏，敷旷荡之泽，所以奉承祖宗爱养元元之意，可谓切至。然自用兵以来，狝薙而斲丧之者，非可以一端尽矣。春冬钞袭而困三边之民，清野徒治而困两淮之民，浮盐和籴而困江浙之民，盐丁出没而困闽广之民，军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，敌溃迭作而困川蜀之民，盗贼横行而困沿海之民。加以贪夫暴吏不体上意，侵渔蠹蚀，靡所不至。血其齿牙，以民为牺牲；增和籴之入，以供羡馀；取田租之赢，以丰囊橐；假挨究之名，以增赋敛；严榷酤之令，以伐和气；长告讦之风，以供估籍；派摊赖之目，以偿逋欠；厚军需之储，以肆科抑。旱魃为虐，则缩检踏之数，吝于蠲租；水灾掩至，则沽抄劄之名，而讱于发廪。索绵帛于方桑蚕之候，追米斛于未秋收以前。拘监未已，械系随之。急刻未已，刑狱随之。号令严峻而必行，奸胥夤缘而为利。苞苴既厚，宠赂又滋，以贪婪之心，行暴横之政，以星火之令，速疲残之民。馀息之民，仅仅如缕，而笞箠缧系，殆无虚时。愁叹之声，闾里相接，强悍者散为攘窃，懦愞者倏致流离。重以饥寒，朝不谋夕。呜呼！上天何用更生此，使为旱魃，以隔陛下之雨露，使为蟊贼，以食生民之根叶？此而不除，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，岂曰国家固民以宁邦本之本指哉？此灾异之所以来也。陛下而以爱民为心，则宜申饬有司，凡中外蠹国害民之政，一切除去，凡弓张未弛之政，一切罢行。勿以民怨为可忽，勿以民力为可穷，深究祖宗被螫断手足以全大体之义，时取其无状者一二人，中出手笔，特行处分，使如雷霆，忽然在其侧，且使天下皆知诚出圣意之所丁宁，不以诏令为虚文，则实惠及民，有可以为祈天永命之地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九曰劳还役以一士心。古者戍役，两期而还。其出戍之时，则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。然所以使我舍室家而不遑启处，载饥渴而至于伤悲者，非上之人固为是以苦我，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。故出师则歌《采薇》以勉之，其还归则歌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以劳之。先王盖以己之心为人之心，故能曲尽其情，使民忘其死，以忠其上也。先儒程颐谓毒民不由其上，则人怀敌忾之心是也。我国家自有敌难，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。始也宿师于襄汉，今襄汉入于敌，而退守荆湖之北矣。始也宿师于三关，今三关入于敌，而退守堂奥之地矣。始也羁縻宜邕，今宜邕警于敌，而严守桂林之地矣。始也聚兵山东，今山东归于敌，而分涟水海道之地矣。敌人无岁而不入，则边备无岁而不严。边备无岁而不严，则中国无岁而不劳。吾之所以待之者，固不可以数入为常而怠于戍守，亦不可以久戍为劳而忘于抚循也。今上而朝廷，下而将帅，以敌为常矣，以敌为技止此矣。夫以敌为常，则玩心生；以敌为技止此，则忽心生。合玩与忽，而暇以戍役为劳苦乎？故边鄙之间，有功而上不见知，有劳而下不知恤，此灾异之所以来也。陛下而有意乎此，则宜申饬有司，严戒将帅，察其劳苦忧伤之情，悯其贫窭凄凉之实，番休以时，役使有则，勿以微劳为不足念，而有功必赏；勿以小校为不足问，而有忧必恤，则竭力效死而无还心矣。天怒其有不回者乎？其十曰谨刑罚以召和气。舜之命官，先播谷以敷教，而后极于刑。盖有以益其民之身，又有以善其民之心。不获已制刑焉，而刑之所施，又必察其情，当其罪，是亦惟刑之恤之意也。《周官》大司徒以八刑纠民在三物以教之后，而其所纠有不孝、不睦、不姻、不弟、不任、不恤、造言、乱民而已。所谓刑者，祗所以教之也。其仁爱忠厚之至，上自有虞成康之世，刑措不用，几四十年。此所谓置天下于仁义者也。今之任廷尉者，不以人命为心，司天牧者，不以民庸为念，为士师者，不以弼教为事，是其心术念虑匪惟货惟内，则讫富讫威也。匪指道以明，则鍜鍊以成也。游辞两造而遁情，析律二端而舞巧。或上下以知术相驭，或彼此以文法相操。锥刀之末而尽争，犴狴之淹而弗悔。民无所措其手足，国无所庇其本根。闻明五刑矣，未闻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。闻黜四赃矣，未闻刑不孝之人以励风俗也。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，故风化所被，刑狱滋章，一岁之内，子弟杀父兄者十之二三，妻杀夫者十之四五，幼淩长者十之六七，下淩上者十之八九。人道绝灭，天理不容。怨毒充盈，上干和气，刑狱滥矣，日何为而不蚀乎？臣愿陛下以尧舜为心，以成周为法，罔兼庶狱，明清单辞，道上之德意志虑而达之民，悉民之险阻艰难而复其上，春生秋杀，一出无心，刑后德先，哀矜勿喜。如是则泰和之风、忠厚之俗沉涵渐渍，入人之深，而天怒可回矣。其十一曰广仁恩以安遗黎。外患之祸，自古有之，祸患之烈，未有如今日也。曩者蜀首被害，淮襄次之。今又转而南侵，且惊尘游骑，遍于东西南北之境矣。夷城削险，糜烂生民，无贵无贱，骈首就戮。荒烟冻雨，冥漠无归，结为妖氛，激为厉气，沉为滞魄，散为游魂，往往鬼哭天阴，则闻此死者之衔冤也。摧残馀黎，幸免屠戮，窜伏山谷，奔走道涂，流澌既竭，生理复空，蒙袂辑屦，待哺嗷嗷。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，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或捽人脔尸，或易子咬骨，或兄弟之血前后溅野草，或夫夫妇妇更相为鲸鲵。齐魂为燕氛，赵骨化魏土，悽痛之声入金石、出弦匏，闻之者悄蹙酸屑，痛不自禁。此生者之所遭也。呜呼！均为王土也，何彼土之乐而吾土之愁也？均为赤子也，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？上焉者听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，下焉者听民之或去或来而不知救，为民父母，而恝无情耶？流离如此，日何为而不蚀乎？臣愿陛下念死者之无辜，而求所以慰安之；忧生者之无依，而求所以安乐之。其安土重迁者，则申饬监司帅守，复其繇役，免其租赋。其转徙流离者，则专置一使，以任其事。廪有馀粟，则倾囷倒廪，以纾其目前之急。官有闲田，则给牛种，以救其终身之苦。壮者藉以充守禦之兵，弱者藉以备使令之役。或分其势而不使之结连，或涣其群而不使之为乱。如此则淮襄秦蜀之民复得苏息，为陛下保境土，为陛下迓续天休，而祸乱弭、灾异消矣。其十二曰宽盐筴以裕财用。《易》曰：「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。是为天下者以义为本，不以利为本，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也。曰正云者，非蓄于义乎？《大学》曰：「长国家而务财用，必自小人始」。且理财者，以君子为的，不以小人为的，以君子为利，不以小人为利也。曰务云者，非喻于利乎？蓄于义，则功利之说不足以蚀人主之心；喻于利，则富强之术反足以召天下之乱。有天下者，其亦知所审哉。国家岁用至广，两税之外，仰给于盐鹾者为多。祖宗相承，朝夕计虑，与夫贤臣谋士补葺阙遗，纤悉备具，著在令甲，皆可以经久垂远而无弊。故商贾输金于官，谓之入纳。及其请盐于煮海之场，则待次之期有远有近。幸而及期，则泉货流通。万一法令或有少变，则本已消折，尚何子利之可冀乎？比者朝廷规求近效，昧忽远图，凡盐筴之利，自一孔以上，官司斡运，或谓之国用房盐，或谓之相府盐，无非自操利权，大抵下同商贾，与民争利，至析秋毫，气燄炎炎迫人，商贾往往积怨。已入纳者折阅无馀，未入纳者逡巡改业。所贵乎盐筴之流通者，以商人入纳之数为之赢亏也。今商贾之赀用渐竭，既无以为贩卖之资，而朝廷之子本不继，又无以为斡旋之用，则是煮海者无策可措，而停塌者无货可居。虽压之朝廷之势，加之以刑戮之威，而本之则无，其何以责盐筴之登衍哉？此货盐之害也。浮盐即归朝廷，漕台专任变卖，盐未至场，则兵将为欺，夹和灰土。盐既至场，则官司为欺，抑售高价。暨至发泄，则富户为欺，卖弄斤两。蚩蚩之民，展转受害。中间朝廷虽有三分七分发卖之文，然商贾终于疑惑，岂肯公肆贸迁？间有商贩之人，多为官司所抑，坐淹岁月，发泄未能。若谓权宣可以为籴本之储，则籴本不专仰是也。若谓多积可以为国家之利，则往往分散而入于私用也。若谓三分不足以病商贾，则商贾之势竟难与官司为敌也。若谓变卖不足以病民，则高大之直百姓不乐于与官为市也。此卖盐之害也。呜呼！民吾民也，商贾亦吾民也，岂有为民父母，坐视其流离颠沛而不恤也哉？臣愿陛下特降睿旨，遵守祖宗之旧法，申严前后之指挥，釐革见行之条贯，使行旅流通，邦储丰衍，以副陛下蓄义为富之意，则二弊自革。以此而消灾弭变，曷为而不可？其他脉络之或间断，节指之不相应者，未易殚述。此十数条者，乃陛下之所咨访于臣民者，诚有关于治体之污隆、气脉之盛衰也。陛下岂不知屋漏之至严，而未能专一于敬心；岂不知万机之丛脞，而未能肃清于政本；岂不知流品之当清，而未能公平于好恶；岂不知女谒之干进，而未能勇制于情欲；岂不知权奸之为害，而未能遏绝其萌芽；岂不知言路之当通，而未能疏涤其壅滞；岂不知信任之当谨，而未能致察于贤否；岂不知徭役之当宽，而未能禁戢于贪暴；岂不知士心之当固，而未能抚恤其忧劳；岂不知狱讼之至繁，而未能深察其情实；岂不知边民之流离，而未能大布于恩泽；岂不知盐筴之病民，而未能一洗于功利。凡皆志虑之因循，率为圣政之疵累。意者天心仁爱人君，不容不以是为陛下告乎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而日蚀者二十有六。西汉二百一十二年，而日蚀者五十有二。唐二百八十九年，而日蚀者九十有三。未有如今日之蚀也。岂可以寻常之变待之乎？陛下倘不以为寻常，必穆然而思曰：夏正谨始，朔旦纪元。天令方新，朝纲甫肃。离明赫赫，遽尔翳蒙。得无阳刚元德有间断欤？得无君道仁政有亏阙欤？而愚臣区区之意，则以为国本者，国脉之所关；国是者，国势之攸系。而陛下未及有所咨访。岂圣心固有定论，不待臣民之论列耶？抑亦畏人多言，而阙然其问也？然此大事也，岂容置而不问？盖国本早定，则天下之人望有所归，而奸权不敢有睥睨汉鼎之心。国论不凝，则万世之基图无所属，而豪杰或有轻视宗祧之意。故臣愿陛下深入思虑，早定国计，坚凝国论，正以此也。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，即位亦二十有三年矣，阅天下之义理不为不多矣。乃者中外小大之臣，不避斧钺之诛，每有论奏，必以宗社大计为言。陛下建学于内，博采精择，似亦有意乎此矣。然圣意犹豫，未即裁决，此臣所以不敢已于言也。陛下端平之政，开众正之门，塞群邪之路，翕翕向元祐。仅及半载，议论一变，而嘉熙之杂，淳祐之专，纷纷未定矣。陛下既不待群臣之请，自更化弦于前，则岂可不俯听群臣之言，相与坚凝于后？而圣意过有忧虑，罅隙时见。寝苫挂冠之请，一尝试也，而陛下与之祠禄。腹心台谏之除，二尝试也，而陛下见之施行。不过曰姑存体貌也，不过曰姑止人言也，又不过曰荆棘之路不可开也。然优游漫缓之极，反覆之所基；缭绕包涵之中，祸乱之攸伏。此臣所以不敢已于言也。而况古今厄运，适丁兹时，寅正纪元，又著兹异，失今不图，则陛下之势孤而海内寒心矣，其何以弭灾异之变，遏祸乱之萌耶？故尝为之说曰，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。祖宗惟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，不害善类，不用小人，不遏言路，不尚兵刑，不重征敛，故天变弭于上，人心助于下，而主势尊安。今陛下一坏于女谒之干请，而主势孤；再坏于功利之刻薄，而主势孤；三坏于君子之疏远，而主势孤；四坏于小人之窃弄，而主势孤；五坏于忠言之不售，而主势孤；六坏于兵甲之未息，而主势孤；七坏于壤地之迫蹙，而主势孤；八坏于暴君污吏之斲丧，苛征横敛之椎剥，而主势孤。今欲扶其坏而翼其孤，舍国本之定，国是之凝，臣未见其可也。陛下幸听臣言，则天下事尚可为。不然，坏者自坏而不自全，孤者愈孤而不自立，则刘蕡所谓宫闱将变，社稷将危，天下将倾，海内将乱者，复见于今日矣。臣不避斧钺之诛，罄竭愚衷，冒昧一言，以为消弭灾异之本，惟陛下实图利之。臣虽毕命山林，死且不朽。干冒天威，罪当万坐。

臣日者天久不雨，尝竭愚忠，首陈三失，次条十證，又于贴黄两言天伦之当厚，乞陛下恪循故事，下诏求言。今政事之间虽未见陛下有所改悔，而祖宗故事，则已施行，仰见陛下圣德本自聪明，前旒未为蒙蔽，而臣之言亦不为徒发也。臣初谓政在中书，而专攻上身者罪也。政不在中书，而专攻上身者亦罪也。臣比进两疏，既已冒犯罪戾，推究灾异之所从出，为陛下言之矣，而陛下之诸臣，岂得为无罪耶？请极论其所以然。臣尝读《易》至《否》，而重有感于今日焉。天地交则为泰，不交则为否。否者，闭塞不通之名也。故《太玄》准之以吟，以守。吟曰阴不之作，阳不之施，万物各吟。守曰阴守户，阳守门，物莫相干，谓天地各居其所，闭塞而不通也。当是时也，内阴不肯应外之阳，下气不肯应上之气，此臣之所谓否也。以节令言之，雪者，五谷之精也，去腊不雪。雷者，号令之象也，今春夏不雷。五月，梅节也，地久不梅。夏至，雨节也，天久不雨，至于六七月之间。是皆天地闭塞而阴阳之气不和也，非否乎？夫否塞之證见于上下不交之时，人孰不以为天地自闭塞也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闭塞者，则陛下之诸臣实为之。诸臣谓何？宰相、台谏是也。凡其所为不能贯通于上下者，皆否也，而可已于言乎？所贵乎宰相者，以其能辅佐天子而进退百官也。向也端平之初，进贤去佞，位置得宜，天下翕然称之曰小元祐。虽兑会坏楮，履亩伤民，入洛失地，轻锐可讥，而用人一节，高掩千古，真贤相也。今再相淳祐，四海苍生日夜复以端平之治望今日，而免牍未下，旱暵频仍，景象逼迫，上下煎熬。虽日不暇给，而一再进拟，大抵不能尽副天下之望。今观其布在班行，非天子之勋戚，则大臣之乡旧也。非侯伯之子孙，则台谏之羽翼也。非邸第之狎客，则京兆之亲密也。又观其布在郡国，非天子之近亲，则大臣之婿侄也。非执政之姻娅，则诸邸之子弟也。非谏坡之旧馆，则台臣之妇翁也。苞苴之馈，交接于闺阃深邃之间；请托之私，周旋于堂从乡邻之密。黄发儿齿之老，岂能制依凭机巧之人？赤松从游之馀，胡亦有顾惜子孙之念？人谓小相若在，犹且善恶相兼。岂谓大老来归，乃无一事公当。远视端平，如出两人；近比淳祐，殆同一辙。而况胡宗愈辈阴结厚确，交相为朋，人所共嫉，今乃拂逆公论，引据要津。清臣、温伯左袒熙宁，踪迹显著，人所共嫉，今乃故开倖门，延入共政。调停之说一起，吕、范之责难逃。况君子小人势如冰炭，决无两立之理，必有反覆之虞。与其自保于一身，孰若均忧于天下？不此之务，乃反诲之，岂不重孤天下之望耶？此宰相之否也。所贵乎台谏者，以其能绳愆纠缪，分别邪正于已然之后也。祖宗时，台谏例不兼讲席。自中兴后，王宾为中丞，建请复开经筵。自是每除言路，必兼讲读说书之职。由此台谏与天子习熟，无复有敢言者矣。向也为权臣之私人，今则为天子之私人矣。向也供劾检于权奸，今则受天子之宣谕矣。向也受劾草于权奸，今则受天子之调停矣。故上意所不予，则施矰缴于既逐之谏臣；上语所不乐，则纵斧斤于广东之仓节。或倚上眷而执人物进退之权，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，此逢君者也。乃若宰旅直士枨触鼎鼐，则弋之惟惧其不早。中书紧官拂逆贵近，则挤之惟恐其或后。枢臣刚愎，睥睨台枋，则倾台以助之。督视临遣，请存台谏，则含茹以翼之。此媚要途者也。其他计使，同列而已。独寂然阴报私仇，而我若无与。或以恶名而中伤善类，或托公义而轻点时贤，此行私意者也。所可诮者，击婺相于京祠已罢之后，击殿帅于兵权已解之后，姑以备数，岂果触邪？此怀苟心也。推原其意，不过如邓绾辈，受笑骂、攫好官而已。最是宥府之臣，才智辐凑，其力足以拒权奸也，中执法则击之，以倒公议之戈。骑省之长，天资柔佞，其术足以援权奸也，中执法则翼之，以摩公议之垒。则是开奸邪道路之基，培国家祸乱之本者，中执法也。虽然，此岂人力之所能为？不知造物者栽埋此祸根，养成此祸胎，将酝造何等事，以坏天下国家耶？此台谏之否也。宰相之说不过曰：「所以致旱者，非一日之积也。行乎国政，如彼其新也，受任以来，未尝画一筹也」。是则然矣，然旧学畴庸，非他臣比，隽寿在位，非新进比，中书再入，非生局比，观棋既久，非轻奕比。举而措之，苟合公论，则天听虽高，亦且感动矣。今所为若此，其何以回天怒乎？为今之计，当公此心，以为进贤退佞之地，固不可乘间而进所私之人，尤不可因便而任所亲之吏。固不可颜情而用谗谄之徒，尤不可爱憎而嫉恬退之士也。其他镇定事机，调齐鼎实，平章棼错，皆当以一公字行之。否转而泰，此其机乎。其或力不逮心，终以渝始，则否之又否矣。台谏之说不过曰：「新宫不可谏也，谏则婴鳞忤旨矣。大奸不可论也，论则胚胎后菑矣。宠佞不可言也，言则追踪章、李矣」。是则然矣，然大观文致仕之命出于睿断，则权奸未始不可去也。龙翔工役，人以为不可止，而天子暂止之；戚里贪虐，人以为不可去，而天子终去矣，则是天子未尝不可谏。特诸臣观望顾惜，不肯谏耳。为今之计，当公一心，以为排击奸邪之地。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报宿怨，尤不可因党与之偏而快私心。固不可以风闻之谩而害善良，尤不可举瑕颣之微而黜孤远。其他一德之疵，一事之失，一举措之误，皆以公心言之。否转而泰，此其机乎。其或怙终不改，耻过作非，则否之又否矣。夫宰相失其调燮之职，而道揆之地结而为一《否》卦。台谏失其风宪之职，而法守之地结而为一《否》卦。是以上下不交，天地不通，当雪不雪，当雷不雷，当梅不梅，当雨不雨，又激而为天地间一大《否》卦也。虽然，又有所说。臣所论宰相台谏，不过举其事耳，而未论其心也。请为陛下言之。琐琐阉㜮，挟天子之威，窟于宫禁，而为天下奸邪奔趋之主；赫赫权奸，挟宫闱秘奥之援，窟于海滨，而为天下谀佞嗾使之主。陛下内牵阉㜮之爱，外怵权奸之赂，佞人憸夫窥见罅隙，遂谓陛下因阉㜮之交通，将权奸之复用也。于是宠幸者内则交结于阉㜮以济其私，外则接引于权奸以缔其好。大佞者内则借誉于阉㜮以固其宠，外则阴主于权奸以效其报。遂使忠臣饮气，志士吞声。呜呼！陛下为社稷宗庙之主，为四海臣民之主，而不自主张，乃使若权奸，若宠倖等辈反结阉㜮之交，以取必于陛下，又倚陛下之势，以胁制于群臣。数日以来，外论颇传陛下以外权太重，思欲起权奸而用之。又见迩来所用枢臣，皆权奸平日之所与，遂相与欢言权奸复出矣。审如是，必交结诸臣之左右以误陛下。此其意欲何为哉？是操王莽、董卓之心，以盗陛下之富贵也。夫奸利之臣所主如此，苟得一重臣如王旦，力遏王钦若之不可当国，如韩琦坐政事堂，出头子勾任守忠，径押就贬所，使在我者有泰山乔岳之势，则中外之人乃始知畏，不敢为非。今秉钧者不惟不能遏绝，乃反倚以为重；不惟不能窜逐，乃反推波助澜，则将焉用彼相哉？又如李沆言丁谓有才不可用，如司马光谓王广渊奸邪不可近，使在我有壁立万仞之势，则巧佞之人乃始敛戢，不敢妄图。今谋国者不惟不能疏远，乃反与为婚姻；不惟不能谏止，乃反与通谱叙，则将焉用彼相哉？夫宰相，统百官而一宫府也。今内倚阉㜮，外比奸邪，或相挽推，或相鼓舞，岂持禄保位之念胜，而正大之体或亏；患得患失之心多，而卓特之见或少耶？岂牵连诸臣之党与，自度不能胜其奸，姑委靡颓堕，以听其所止耶？抑畏惮权奸之气燄，自揣不能抗其锋，姑韬杜敛轴，以待其自定乎？不然，何为徇昵己之私，忘天下之公，随波逐流，事事鹘突，系小子，失丈夫，以至此极耶？此以张禹、孔光之学误陛下之国家也，则将天地磔裂，日月错行，星辰颠踣，如汉之末造，又岂止不交不通而已哉？然则上有休否之君，则下有休否之臣。《否》之九五曰：「休否，大人吉，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」。夫否极之世，泰道有将开之机，否道有将倾之势，然犹未离于否也。君子处此，岂可苟安而玩视乎？故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常有戒惧危亡之心，则系于苞桑，坚固不拔矣。陛下当阴不消、阳不亏之时，虽有光明正大之位，以为休否之资，虽有阳刚中正之才，以为休否之道，然必深思远虑，常怀其亡之戒，而后有苞桑不拔之固。若非恐惧修省，常忧否道之复来，念虑几微，常思否證之复见，则表里诸臣不知警惧，相与为非，则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，岂四海苍生所以深望于休否之君也哉！惟陛下留神。

井田，先王之治本。后世得其一端而用之，犹足以致治，舍此而皆末矣。昔先王经界本意，于斯民生养休息，曷尝有纤悉毫末不备？谓斯民不可以不安，于是有地著之法。自六尺为步，积而至于亩百为夫。自一夫百一十亩，积而至于九夫为井。出入足以相友，守望足以相助，疾病足以相救。七十以上者得所以养，十岁以下者得所以成，而安民之效著矣。谓斯民不可以不富，于是有种艺之法。灾害有当备之种，田中无可栽之木。环庐有桑，菜茹有畦。外有瓜瓠果蓏之植，内有鸡豚狗彘之畜。食肉者有其物，衣帛者有其具。颁白无提挈之劳，衣绩无燎火之费，而富民之效著矣。谓斯民不可以不教，于是有庠序之法。始之于六甲五方之微，而推之于室家长幼之节。学礼乐而知君臣之礼，升大学而有秀异俊造之士。振木铎以采其诗，比音律以献于上，而教民之效著矣。亦非井田之外，复有所谓法也。秦人自绝于先王之法，既不足以久有天下，沟遂径畛之迹既废，而比联邻里之习日远。后世圣君贤士，锐然欲有以振起之，而终不可至。致使好议论者从而尤之，以谓世态日益变，人物日益繁。如封建之不可复用，肉刑之不可复施，则古之所谓井牧田野，自税亩丘甲以下，不可以复讲矣。用东郭咸阳之策，则鬻海者可以多资；用孔仅之策，则冶铁者可以广蓄。告缗钱则杨可之计胜，输家财则卜式之计行。甚至璧止值数千，而皮荐反四十万；宝货止五物，而其数乃二十八品。去井田愈远，一切以无道行之，疑其贯朽粟陈，高出先王之上，而其效乃至于虚耗，盗贼群起。然后知先王之法，其所以深思熟虑，厥有本末，非后世所能髣髴也。先王之立法，于斯民之事，不一而足也。始而安之，惧无以逸其老也；中而富之，惧无以乐其心也；终而教之，惧无以养其性也。民安则国安，民富则国富，民知教则国祚长。三者相待而行，废一不可。后世李悝、赵过、耿寿昌之徒，不暇更为长久计，得其富民之说，犹足以致目前之利。自武帝以至王莽，谆谆以富国为急，求之于珍宝末作之间，直以百姓为货。不知民怨盗起，使其国日趋于贫。求富而失其富，将焉用智？今观李悝尽地力之教，以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井为本；以治田勤谨，亩益三斗为率。考社闾春秋之费，稽疾病死丧之用。取上中下之熟而四分之，或籴其三，或籴其一。行之魏国，魏国富强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数邦用、知足否之遗意也。赵过之代田也，以一亩而为三圳，以二耜而为耦耕。播种则于圳中，而耨草则于垄上。其田器皆有便巧，其受田皆有顷数。有能风与旱之功，有常过缦田之效。用力少而得谷多，颇有蓄积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或耘或耔之遗意也。耿寿昌之建议也，漕谷四百万斛，省关东卒三万馀人。尝试其说，已有著效。然后筑仓于郡，名曰常平。谷贱则增价以利农，谷贵则减价以便民。国以之富，民以之利。此非井田之法，而实井田敛出法、均民食之遗意也。其次则又有晁错，知地不可以有遗利，民不可以有馀力。商人不可不贱，农夫不可不尊。使天下入粟于边，以受爵免罪。揆事而言，犹是下策。惟其有禹汤先备之意，贵五谷而贱珠玉，亦能民不乏困，天下安宁。文景赐租之效，常本于此。使汉之文武更能尽用贾谊、董仲舒之策，衣食足者使知有荣辱之分，仓廪实者使知有礼节之好。税民不过什一，使民不过三日。仿近古之制，立名田之限，塞其傔并，严其专杀，渐仁摩义，去井田不远矣。时方以富国为急，其君有意富民，已不多见，而望其始安而终教之，不可得也。大抵食货两端，虽古先圣王，不能偏废于天下。然食者，农殖嘉谷可食之物，不可一日阙，货则布帛可以衣，金可以器械，亦不得谓之不急。至于龟贝皮币，所以阜通货贿，懋迁有无，恃丝粟得以并行于天下，而不可以独立。《洪范》八政，显立次第，不可谓无意也。上之人以食为主，以货为辅，则士得以行其学，工商得以不迁其业，朝无废官，邑无敖民，地无旷土，王德流洽而礼乐成，职由此也。惟上之人一意富国，惟货是视，则蓄价百倍者必有以发管仲之虑，子母相权者必有以启单穆公之忧，民人抵罪者必有以动贾谊之念。而均输盐铁等策，将与诛匈奴，招南粤，巧诋深刻者并行于世，不期然而然，无足怪者。以食为主，不必言治，而与治相偶；以货为主，不必言乱，而与乱相值。上之人盍思其故乎？欲富国必先富民，欲富民必仿井田之意而推行之，此则班孟坚两篇之意，截然不相侵紊，可以深考。不然而日变成法，使天下民趋于愁怨而不知悔，而未知其所底止也。

有奇士，长丈，大十围（《汉纪》作长一丈六尺，大九围。）。来至臣府，曰欲奋击胡虞。自谓巨毋霸，出于蓬莱东南，五城西北昭如海濒，轺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胜。即日以大车四马，建虎旗，载霸诣阙。霸卧则枕鼓，以铁箸食，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。愿陛下作大甲高车，贲育之衣，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。京师门户不容者，开高大之，以视百蛮，镇安天下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下：博上言云云，意欲以风莽。）。

《春秋》，天子将娶于纪，则褒纪子称侯。安汉公国未称古制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上平帝纳采莽女，信乡侯佟上言。师古曰：古者新信同音。）。

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圆下方，有丹书著石，文曰：「告安汉公莽为皇帝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」。

自越巂遂久仇牛、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，积且十年，郡县距击不已。续用冯茂，苟施一切之政。僰道以南，山险高深，茂多驱众远居，费以亿计，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。今丹、熊惧于自诡期会，调发诸郡兵谷，复訾民取其十四，空破梁州，功终不遂。宜罢兵屯田，明设购赏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中：廉丹、史熊击句町，复大赋敛，就都大尹不肯给，上言云云。莽怒，免英官。）。

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下：宗刻印三，一曰。）。

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，曰：「吾，天公使也。天公使我告亭长曰：『摄皇帝当为真』。即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新井」。亭长晨起视亭中，诚有新井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，姊弟专宠锢寝。执贼乱之谋，残灭继嗣，以危宗庙，悖天犯祖，无为天下母之义。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，徙居北宫（《汉书·外戚·孝成赵皇后传》：哀帝崩，王莽白太后，诏有司。）。

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，典周公之职，建万世策，功德为忠臣宗，化流海内，远人慕义，越裳氏重译献白雉。其以召陵、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，复其后嗣，畴其爵邑，封功如萧相国，以莽为太傅，干四辅之事，号曰安汉公。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，定著于令，传之无穷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。

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，背恩忘本，专恣不轨，与至尊同称号，终没，至乃配食于左坐，悖逆无道。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（《汉书·外戚·孝哀傅皇后传》：哀帝崩，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。）。

公自期百姓家给，是以听之。其令公奉、舍人、赏赐皆倍故。百姓家给人足，大司徒、大司空以闻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。

汉危无嗣，而公定之；四辅之职，三公之任，而公干之；群僚众位，而公宰之；功德茂著，宗庙以安，盖白雉之瑞，周成象焉。故赐嘉号曰安汉公，辅翼于帝，期于致平，母违朕意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。

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，光禄大夫、太中大夫耆艾二人，以老病罢。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策诏之曰：盖闻古者有司，年至则致仕，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。今大夫年至矣，朕湣以官职之事烦大夫，其上子若孙若同产、同产子一人。大夫其修身守道，以终高年。赐帛及行道舍宿，岁时羊酒衣衾，皆如韩福故事（《汉书·两龚传》：哀帝崩，王莽秉政。胜与太中大夫邴汉俱乞骸骨，于是王莽依韩福故事，白遣胜、汉策。）。

赏未足以直功，谦约退让，公之常节，终不可听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：莽奏封事，愿独受母号，还安、临印韨及号位户邑。事下太师光等，皆曰云云。）。

「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」。属有亲者，义不得阿。君有安宗庙之功，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，君其勿辞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）。

安、临亲受印韨，策号通天，其义昭昭。黄邮、召陵、新野之田为入尤多，皆止于公，公欲自损以成国化，宜可听许。治平之化当以时成，宰衡之官不可世及。纳征钱，乃以尊皇后，非为公也。功显君户，止身不传。褒新、赏都两国合三千户，甚少矣。忠臣之节，亦宜自屈，而信主上之义。宜遣大司徒、大司空持节承制，诏公亟入视事。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：莽固让，太后下诏问光等，光等曰云云，奏可。）。